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这一重要部署，对于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在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增进人民福祉，逐步缩小收入差距，扎扎实实朝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初次分配制度、再分配制度、第三次分配制度，在促进共同富裕中具有不同功能和作用，要相互协调配套。
初次分配是根据土地、资本、劳动、数据等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贡献进行分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根据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贡献决定的要素价格来进行要素报酬分配，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次分配的基本原则。优化生产要素的配置，提高生产效率，更好地做大“蛋糕”，为分好“蛋糕”提供基础，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要努力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完善工资制度，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和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众要素收入，增加城乡居民住房、农村土地、金融资产等各类财产性收入。促进机会公平，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是完善初次分配制度的重点，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要关注重点人群，促进机会公平，在教育、就业、税费、户籍等方面创造有利于帮助他们增加收入的制度和政策环境。
再分配是指政府根据法律法规，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通过征收税收和政府非税收入，在各收入主体之间以现金或实物进行的收入再分配过程，以弥补初次分配的不足。与初次分配不同，再分配起主导作用的是政府，更加强调公平的原则，具有通过国家权力强制进行的特征。除了直接收入转移外，再分配也通过教育、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创造机会平等的环境，更注重普惠，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再分配必须遵循严格的规章制度和程序，政府受财力的限制也不可能在再分配中面面俱到。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通过完善税收等再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加大对初次分配结果的调节、弥补初次分配的不足。要把低收入群体作为促进共同富裕的重点帮扶保障人群，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效减轻困难家庭的负担。
第三次分配有别于前两者，主要是企业、社会组织、家庭和个人等基于自愿原则，以募集、捐赠、资助、义工等慈善、公益方式对所属资源和财富进行分配。第三次分配的基本原则是自愿基础上的社会共济。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是第三次分配的中坚力量。发挥好第三次分配作用，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和谐，值得提倡，但绝不能搞道德绑架式“逼捐”。
灵活就业主要包括个体经营、非全日制、新就业形态等三类就业方式。个体经营，主要包括从业人员在两人及以下的登记注册个体工商户、未登记注册的个体经营户。非全日制就业人员，主要包括养老、托幼、家教、保洁、搬运、装修维修等家政服务和打零工人员。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主要包括交通出行、外卖配送、网络零售、直播销售、互联网医疗等领域的平台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包括：一是将互联网平台作为经营载体或信息提供者实现就业的劳动者，其与平台企业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民事法律调整；二是依托平台就业，与平台企业之间订立劳动合同或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劳动者；三是依托平台就业，工作有较大自主性，劳动过程受到平台企业的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的情形。目前，我国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蓬勃发展、方兴未艾，类型丰富多样，已经覆盖生产生活各领域、高中低端各层次，从业人员数量迅猛增长，规模持续扩大。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1年底，我国灵活就业者为2亿人左右。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在稳经济、保就业、促增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减轻了困难群体的就业压力。特别是面对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严峻形势，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发挥了重要的“蓄水池”功能，为防范规模性失业风险、保持就业局势总体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这使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法律身份，同平台企业、用户和第三方外包企业的法律关系以及权利义务等，均缺乏明确界定和规范。我国现行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均属于“单位关联型”，未签订劳动合同的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无法参保。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保险虽然为其设立了相应路径，但如选择城镇职工保险，会受到户籍限制且个人承担更高费用；如选择城乡居民保险，又需要回到户籍地且保障水平低。一些用人单位为了降低成本、规避用工主体责任，采取社会化用工方式，或将劳动用工外包给第三方企业，或以加盟等方式用民事关系代替雇佣关系，或诱导劳动者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导致管理无序、保障缺位。第八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全国仅有43％的新就业形态人员与平台企业或第三方外包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29％的人签订了劳务协议，其余28％的人没有签订任何形式的合同或协议。
要抓紧研究制定保障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落实完善各项支持和保护政策措施，规范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更好促进积极就业。引导相关企业充分尊重和平等对待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完善行业公约和行业标准，促进企业加强自律、依法用工，自觉履行其应当承担的用工和权益保障责任。加强人力资源市场监管，加强对企业用工方式的监督和合法性审查，对刻意规避监管、逃避责任的行为予以督促整改。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在就业地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户籍限制，支持自主选择缴费方式和缴费基数，调动其参保积极性。全面落实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政策，减轻困难人员缴费压力。积极开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有序推进参保登记、职业伤害确认、待遇支付和信息管理等工作。实施维护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专项行动，推动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落地见效。
社会保障体系是人民生活的安全网和社会运行的稳定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保障工作。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针对目前社会保障基金收支规模不断扩大，基金运行安全风险更加凸显的实际，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第一次把“安全规范”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目标，这是对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作出新的重大要求和部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覆盖全民，就是不断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引导更多符合条件的单位和人员纳入社会保障，健全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参加社会保险制度，完善对缴费困难群体帮扶政策，努力实现应保尽保和法定人群全覆盖。进一步强化社会保障互助共济功能，加强失业保险参保扩面工作，重点推动中小微企业人员、农民工等积极参加失业保险。实现工伤保险向职业劳动者的广覆盖。
统筹城乡，就是要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强城镇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衔接，完善更好适应社会流动性的社会保障政策，逐步缩小职工与居民、城市与农村的筹资和保障待遇差距，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水平。
公平统一，就是要统一社会保障制度，更好体现社会保障作为收入分配调节器的重要功能，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健全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和待遇调整机制，推动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省级统筹，加快完善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努力实现全体社会成员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安全规范，就是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社会保障基金规范管理，守住社会保障基金安全底线。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进入快车道，社保基金年度收支规模超过13万亿元，市场化投资运营基金超过8万亿元，管理环节增多，管理链条拉长，监管力量不足，基金管理风险隐患加大。需要依法健全社会保障基金监管体系，坚持政策、经办、信息、监督“四位一体”风险防控，强化人防、制防、技防、群防“四防”协同，加强基金监管能力建设，提升管理水平，以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欺诈骗保、套保或挪用贪占各类社会保障资金的违法行为，守护好人民群众的每一分“养老钱”、“保命钱”和每一笔“救助款”、“慈善款”。
可持续，就是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确保各项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平衡，制度长期稳定运行，促进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挑战，我国在职职工与退休人员的抚养比已由20世纪90年代的5:1下降到目前的2.8:1。“十四五”期间，预计新退休职工将超过4000万人，抚养比将进一步降低，基金收支压力将进一步加大。需要提高征缴效率、健全多渠道筹资机制、完善社保基金市场化投资运营机制，综合施策，促进制度长期可持续。
多层次，就是要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社会保障需求。目前，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中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独大，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覆盖率低、发展滞后，第三支柱的个人养老金政策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坚持基本养老保险保基本制度定位的同时，要大力发展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提高企业年金覆盖率，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实现对基本养老保险的有效补充。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一个全局性、战略性问题。202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政策，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2021年8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修改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国家采取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加快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有力支撑。
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是应对人口形势变化的必要举措。近年来，我国人口发展出现了一些显著变化，面临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挑战。据国家统计局公布，2021年全国总人口约14.126亿，当年出生1062万人，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人口增长放缓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普遍现象，但人口增长大幅度下滑会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若不加以干预就会向低出生率、人口负增长加速转变，进而导致家庭风险持续扩大、老年人口抚养负担持续加重、年轻劳动力供给不足和社会活力持续下降，对未来人口和经济社会安全构成潜在风险。从国际经验看，实施生育支持措施可减缓生育率下降。根据联合国人口政策相关资料，生育水平低于更替水平的国家和地区中有62％采取了提高生育率的措施，其中超过半数生育率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回升。
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是体现政治担当的重要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眼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积极稳妥推进生育政策调整完善，实现了人口生育政策的历史性转折，取得了积极效果，长期积累的生育势能基本得到释放。目前，依靠生育政策单一维度发力已难以应对生育水平下降趋势，而长期以来的经济社会政策没有充分考虑多子女家庭的需求，使得养育孩子的成本主要由家庭承担。党中央审时度势部署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有利于各地各部门转变观念、统一思想，积极推动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全面系统长远地应对低生育率挑战；有利于改善家庭结构，增强代际支持功能，提高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有利于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汇聚磅礴力量。
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是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现实举措。随着城镇化水平提高、高等教育普及等诸多因素，人民群众的生育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高房价、子女抚养教育高投入、生育妇女职场受到歧视等均成为抑制生育行为的因素。只有真正把生育政策的重心从生育数量调整转到生育支持上，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明确落实政府、用人单位、个人等在生育养育方面的多方责任，持续优化服务供给，不断提升服务水平，才能积极营造婚育友好的社会氛围，减轻社会的生育养育焦虑，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是公共卫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重大的民生问题和突出的社会问题。近年来，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工作已经纳入全面深化改革和社会综合治理范畴，设立了国家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中心，开展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探索覆盖全人群的社会心理服务模式和工作机制。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公众认知、基础教育、社会心理、患者救治、社区康复、服务管理、救助保障等全流程加大工作力度，以适应人民群众快速增长的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需求。
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的社会认知水平亟待提升。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生活节奏明显加快，心理应激因素日益增加，焦虑症、抑郁症等常见精神障碍及心理行为问题逐年增多，心理应激事件及精神障碍患者肇事肇祸案（事）件偶有发生，老年痴呆症、儿童孤独症等特定人群疾病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心理行为问题在世界范围内还将持续增多，应当引起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问题多数可以通过自我调适、家庭支持等方式缓解，也有一些需要得到社会心理支持、疏导等帮助，严重的需要接受专业治疗。相比一些精神卫生工作成熟的国家和地区，我国社会精神卫生意识和知识普遍缺乏，偏见和歧视广泛存在，讳疾忌医多、科学就诊少，尤其是对焦虑症、抑郁症等常见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的认知率低、就诊治疗率低，纠正率不到10%。
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的政策支持体系亟待优化。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的卫生统计数据，我国专业精神卫生机构数量从2010年的1650家增加到2020年的5936家，精神科开放床位数从22万张增加到79.8万张，执业医师从2万名增加到5万名，机构和人员均大幅增长。但是，资源结构分布和服务质量水平仍存在4个方面突出问题：一是分布不均，东部地区拥有全国50%的精神卫生资源，中西部地区仍有部分地市、区县没有精神卫生病床和门诊。二是水平不高，精神卫生机构硬件设备和人才力量普遍薄弱、功能设置不全，难以满足患者治疗需要。特别是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服务能力不足，基层人员心理健康知识、心理危机干预技能缺乏，尚未形成健全的心理健康服务网络和基层心理健康服务平台。三是制度不全，重性精神疾病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后，全国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数量快速增加，我国严重精神障碍规范管理率、随访率、治疗率均超过或接近西方发达国家，但受制于社区康复资源不足、保障水平低等原因，社会康复水平和院外治疗效果尚有明显差距。四是监管不力，目前心理健康服务主要由非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只要通过登记注册就可以开展服务，相关从业人员有的甚至没有专业背景，服务能力有限且良莠不齐。国家层面还缺乏对心理健康服务机构及人员规范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机构设置标准、人员注册管理、监管职能等不够清晰，服务安全和服务质量难以保障，需要通过综合性系统性改革加以解决。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这是立足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发展阶段，对谋划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思想、法律、体制、组织、作风上全面发力，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创造性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引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认识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但生态环境修复和改善，是一个需要长期艰苦努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当前我国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的基础还不稳固，生态环境状况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相比，同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相比，同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要求相比，都还有较大差距。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是我国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在要求。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以来，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具有许多重要特征，其中之一就是要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注重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在人类200多年的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不超过30个、人口不超过10亿人。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如果走欧美发达国家老路，去大量消耗资源，去污染环境，是难以为继、走不通的。我们必须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位置，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这是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的战略抉择。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是我国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要求。进入新发展阶段，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战略推动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为此，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是我国着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现实要求。绿色是核心，关键是全面，要害是转型。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把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总抓手，更加注重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要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要坚持先立后破，在推进新能源可靠替代过程中逐步有序减少化石能源，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要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着力提高绿色低碳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这是对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提出的明确要求，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战略路径和重点任务。
我国力争于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实现“双碳”目标，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不是别人让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必须要做。我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推进“双碳”工作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是顺应技术进步趋势、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迫切需要，是主动担当大国责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需要。我们要充分认识做好“双碳”工作的重大意义，坚定不移稳步推进“双碳”目标任务取得实效。
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必须立足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基本国情。2021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中化石能源占比约83.4％，其中煤炭占比仍高达56％，这是最大的实际。如果传统能源逐步退出不是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就会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冲击。必须坚持先立后破，一手抓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一手促进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发展。不能新的吃饭家伙还没拿到手，就先把手里吃饭的家伙扔了。同时，我国多年形成的产业结构具有高耗能、高碳排放特征，高耗能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比重偏高。高排放、高污染的增长，不仅不是我们所要的发展，而且会反过来影响长远发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大幅度提高经济绿色化、低碳化程度，有效降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
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必须注重处理好4对关系。一是发展和减排的关系。减排不是减生产力，也不是不排放，而是在经济发展中促进绿色转型、在绿色转型中实现更大发展。同时，降碳要确保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粮食安全，确保群众正常生产生活。二是整体和局部的关系。既要增强全国一盘棋意识，又要充分考虑区域资源分布和产业分工的客观现实，研究确定各地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和“双碳”行动方案，不搞齐步走、“一刀切”。三是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的关系。既要立足当下，一步一个脚印解决具体问题，积小胜为大胜，又要放眼长远，克服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思想，把握好降碳的节奏和力度，实事求是、循序渐进、持续发力。四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坚持两手发力，推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好结合，建立健全“双碳”工作激励约束机制。
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必须坚持系统观念。要加强统筹协调，把“双碳”工作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构建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的制度安排和统筹协调机制，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做到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一体考核。实现“双碳”目标，等不得，也急不得。策略上要稳中求进，统筹做好加减法；行动上要扎实推进，保持定力不动摇。降碳、减污是做减法，扩绿、增长是做加法。“降碳”可以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排放，“减污”可以提高生态环境质量。降碳、减污，降低的是高碳经济，减少的是“黑色经济”，增加的是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和美丽经济。“扩绿”可以增强碳汇能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进一步扩大环境容量。“增长”只有建立在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基础上，才能使经济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成为可能，从而推动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绿色发展成为普遍形态的发展。我国作为14亿多人口的大国，资源能源约束紧、环境容量有限、生态系统脆弱是基本国情。要整体迈入现代化，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模式是行不通的。我国现有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并且未来能源资源需求仍会保持刚性增长，2021年我国居民人均用电量约830千瓦时，明显低于美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水平。产业和能源结构向绿色低碳转型压力较大，碳达峰碳中和时间窗口偏紧。必须改变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的粗放型生产模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在资源高效利用和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基础之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是当今时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最有前途的发展领域。从世界范围看，绿色低碳转型是经济结构升级的新方向，孕育经济增长新空间，我国在这方面的潜力也相当大。从我国近年的发展态势看，一方面，绿色转型正在重构以要素低成本优势为特征的传统生产函数，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形成许多新的增长点。比如，我国风电、光伏等绿色产业蓬勃发展，风电和光伏发电制造业产能、新增和累计装机规模近10年持续高速增长。另一方面，我国巨大的传统产业绿色升级改造需求和绿色消费需求正在催生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绿色市场。比如“十三五”时期我国共建设2000多家绿色工厂和170余家绿色工业园区，绿色消费规模逐步扩大，2021年新能源汽车销量世界第一。总的看，绿色产业正在孕育新技术、催生新业态、创造新供给、形成新需求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绿色发展动能。
高质量发展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的基本需要在发生深刻变化，不仅包括物质财富、精神财富需要，还包括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生态环境在人民生活幸福指数中的重要性不断凸显。必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努力实现生态保护、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相统一。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初级产品消费国，原油、天然气、铁矿石、铜、铝等能源资源对外依存度高，进口来源地集中，保障供给安全风险大。高质量发展是资源使用效率高的发展。在供给端注重“开源”、大力发展新能源的同时，特别要在需求端做到节约集约，注重“节流”，实施全面节约战略，以缓解能源资源供求缺口的压力，降低进口依赖度和供应保障安全风险，确保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不会由于能源资源供应跟不上而被打断。
按照党的二十大部署，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离不开三大关键支撑的完善和加强。一是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二是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三是加快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要通过做好这些工作，牢牢把握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这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这是我国资源环境领域一项重大的、基础性的机制创新，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环境要素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一项重要制度改革，对于提升资源环境要素优化配置和节约集约安全利用水平具有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提出，“推进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是指，在政府设定总量管理目标和科学初始分配配额基础上，由各市场主体以实际使用或排放额同初始配额之间的差额余缺为标的，对于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碳排放权等重要资源环境要素开展市场化交易的一整套制度体系。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有助于形成各类市场主体内在激励和约束机制，对于改善环境质量、节约利用资源、推动技术进步具有很强的杠杆效应。
我国资源相对短缺，人均资源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水资源严重短缺，能源资源对外依存度高。“十三五”时期，我国能源资源粗放利用问题较为突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水平的3倍，加之我国仍然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期，未来能源资源消费还会持续增长。通过市场化交易将资源环境要素价格显性化，成本收益内部化，将产生重要影响：一是有助于在全社会树立资源环境有价的理念，增强“节约有收益、浪费有成本”和“排碳有成本、减碳有收益”的集约低碳发展意识；二是有助于推动节能降碳相关技术、管理、制度创新，推动市场主体根据自身节能降碳边际成本，以市场化交易形成的资源环境要素价格为指引，主动调整生产模式，促进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提高，带动和扩大相关社会投资；三是相比于行政分解式、命令控制型的资源环境要素管理模式，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交易更为“柔性”，可以提高资源环境权益在不同部门、行业、地区之间的配置效率，将有限的指标动态配置给使用效率更高的主体，降低全社会节能降碳成本。
排污权方面，目前全国已有28个省（区、市）开展了试点，截至2021年12月，全国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总金额达到245.15亿元。用能权方面，目前我国在浙江、福建、河南、四川开展用能权交易试点，履约行业主要包括钢铁、化工、有色等高耗能行业。用水权方面，2016年设立中国水权交易所，到2021年底累计完成用水权交易2113单、交易水量34.97亿立方米。碳排放权方面，全国碳市场自2021年7月上线以来，纳入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2162家，年覆盖约4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交易价格稳中有升，成为全球覆盖排放量规模最大的碳市场。与2012年相比，2021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二氧化碳排放、水耗分别下降了26.4％、34.4％、45％，主要资源产出率累计提高了约58％，碳市场覆盖范围内碳排放总量和强度保持双降趋势。能够取得这些成效，相关市场化交易制度的建立健全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总的看，我国对资源环境要素配置的行政性管控仍然较多，市场化、激励型办法需要不断健全强化。下一步，需要从5个方面着力：一是要强化总量刚性约束，优化完善配额分配方法，做到科学合理，体现奖优罚劣；二是要逐步扩大市场覆盖行业范围，丰富交易主体、交易品种和交易方式；三是要推动数据标准统一规范，加强数据质量监管力度和运行管理水平；四是要健全交易制度和技术规范，完善确权、登记、抵押、流转等配套管理制度；五是要持续加强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加强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强化法治支撑和保障等。通过不断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化交易的价格发现和优化配置功能，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这进一步指明了推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着力构建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有力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建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并全面推开，成为推动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的硬招实招。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生态保护补偿、河湖长制、林长制，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等改革举措全面实施。制定修订环境保护法等30多部生态环境领域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覆盖各类环境要素的法律法规体系基本建立。对重点区域、重点工作开展监督帮扶，探索建立国家和地方协同发现并解决问题的新机制。改革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管理体制，组建生态环境部，统一行使生态和城乡各类污染排放监管与行政执法职责。省以下生态环境保护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等改革持续深化，生态环保铁军建设加快推进。批准实施多项与生态环境有关的多边公约或议定书，在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全球生态环境挑战中的引领作用日益凸显，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生态环境保护大格局，并形成一整套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一体考核的制度机制。深入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强化绿色发展法律和政策保障，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法律法规。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健全排污权、碳排放权等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是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支撑。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以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为根本目的，以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建立健全领导责任体系、企业责任体系、全民行动体系、监管体系、市场体系、信用体系、法律法规政策体系，落实各类主体责任，提高市场主体和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形成导向清晰、决策科学、执行有力、激励有效、多元参与、良性互动的环境治理体系，为推动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建设美丽中国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是推动形成生态环境保护合力的有效路径。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多方共治、坚持市场导向、坚持依法治理的基本原则，达到同频共振、同向发力的效果。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中央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总体要求和决策部署，实行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推动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企业自治良性互动。坚持多方共治，明晰政府、企业、公众等各类主体权责，畅通参与渠道，形成全社会共同推进环境治理的良好格局。坚持市场导向，完善经济政策，健全市场机制，规范环境治理市场行为，强化环境治理诚信建设，促进行业自律。坚持依法治理，健全法律法规标准，严格执法、加强监管，加快补齐环境治理体制机制短板，不断提高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来源：《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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